抗战时的中国空军真不丢人丨纪念八一四空战

作者:大橙子

今天这个日子不算什么大的纪念日。

前两年看电影《不问西东》,查了些中国空军的资料,记住了那些年轻的生命,也记住了笕桥空战发生在这一天。

抗战时最精锐的一支部队是什么?我觉得是中国空军。

这只队伍里的人来自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齐鲁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而又远赴欧美的航空学校学习进修。在当时的中国,不是第一流的人才根本没法开飞机,而这么多一流的人才所参与的军队,死亡率最高……

蒋介石就深知中国空军的高危:“我们每架驱逐机每日要与敌军五倍以上兵力继续三个至六个小时的始终苦斗,每一队飞机至少有三分之二皆被敌机枪炮弹击中的,有一次,周志开同志所驾驶的飞机,被击中九十九颗枪弹,又加一颗炮弹……”

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空军的表现一点也不丢人。

一、“八一四”空战及交战初期的短暂制空权

“八一四、西湖滨,海风怒吼山岳倾,浓云如墨天地昏,血溅何兮我雏鹰。志航队、飞将军,群英奋起如流星,掀天揭地鬼神惊,中华男儿万人敌,笕桥精神万古新!”——歌曲《永生的八一四》

年8月14日,笕桥。

当日,防空总台在获悉日本空军的行动后,立即命令刚刚降落于笕桥机场的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队迎击敌机,最终高志航、李桂丹等人在己方仅一架飞机轻伤的情况下,以6:0的战绩击落敌方六架飞机。一举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宣扬了我空军军威。

蒋介石在8月15日的日记中对此次空战大胜可谓喜形于色:“倭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此后更是在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等人的倡议下,将以后每年的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以示纪念。

此赫赫战绩,真可谓是写的人酣畅淋漓,读的人心胸畅快。

但读至此,却不免让人思考,既然“倭寇空军技术”烂到这种地步,中国空军又要技术有技术,要飞机有飞机,更有高志航这样的飞行人才,为何抗战不久后,依然会沦落到仅剩64架飞机苦苦支撑,连重庆的防空安全都无法保证的地步呢?

很多人认为抗战爆发时,中国与日本就在空军飞机的装备和数量上存在悬殊差距,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以空军武器装备中对抗性最强、技术含量最高也即战争初期取得过较大战绩的战斗机为例,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驱逐机有霍克Ⅱ、霍克Ⅲ、波音、菲亚特CR-32、中岛91式等,其中又以美国寇蒂斯公司生产的霍克Ⅱ和霍克Ⅲ型机型为主。

而侵华日军在开战初期主要使用的则是中岛公司研制的九〇式、九五式和九六式战斗机。

然而日军的这前两种飞机在性能上并不明显优于中国的霍克式驱逐机。而性能最为强悍的九六式虽然在最高时速和火力上都要优于中国的霍克式驱逐机,但因其灵活性差的弱点为中国空军留下了可乘之机,比如中方战机可利用在其途经区域进行伏击的方式进行有效反击。

事实上中国空军在击落九六式时也确实都曾采用过伏击的战术,而最关键的在于,由于当时日军还没有陆地机场,续航能力和天气都极大影响了日军出动飞机的数量。而中方由于在飞机数量上尚未处于绝对劣势,便可集中一定数量的战机对来犯的日机进行拦截或主动攻击。

也就是说,在开战初期,若仅以飞机的质量和数量来说,假如配合了优秀的飞行员与合理的战略战术,中国空军还是堪与日本一战的。

若具体到“八·一四”空战来看。当时的中国东海地区正受台风侵袭,台风使得海面上空天气状况恶劣,空中视野极差,8月14日当天的18时,台风中心位于上海市以东海里处海面,风速达到22米/秒。

此时攻击杭州笕桥机场的日本鹿屋航空队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在来到台风圈内时,因恶劣的天气和狭窄的视野,导致无法保持编队飞行,也无法在高空发现目标,不得不降低飞行高度,最终成为地面炮火的“活靶子”。

此外,笕桥空战前,中日两方在情报收集方面也有优劣之分。得益于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建立的空中情报网络和通讯网络,在日机“神威”对笕桥机场进行侦察的时候,中方就已将其发现并对其实施了追踪。

14日,在日机进行空袭时,其空袭行动又再度被中方观察哨所发现,而日方也显然不知当时有一批中方战斗机刚转场至笕桥机场。

当时迎战的中方飞行员高志航等人本身就是中国空军内部少有的优秀人才。其年少时就读于东北航校并曾被派往法国留学,“九·一八”事变后,赴南京投考中央空军,并被委以重任。

据其部下刘荫桓回忆说,高志航“在担任分队长期间,自修自炼,刻苦学习,夜里不用打灯起飞无阻,把飞行各种技术,如:倒飞、弧形飞等等练得精益求精”。曾参加过“八·一四”杭州空战的赖名汤也称赞“高志航是空军英雄的典型人物,······飞行技术高超,个性冲动,肝火甚大,要求极严,皆能以身作则”。

可以说,正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的作用,共同造就了这场“八·一四”空战的胜利。

▲图/空战英雄高志航

二、制空权不可避免被丢失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中央航校校训

众所周知,随着上海的沦陷,日军很快就在上海建起机场并投入使用,台风也不可能一直阻拦日军前进的脚步,中国军队有利条件的丧失是迟早的事。

年9月中旬中国军队退至江湾跑马场一带,随着公大纱厂北侧中国军队的威胁宣告解除,日军将该处的机场迅速投入使用,海军航空兵第二联合航空队移驻公大纱厂。9月中旬,日本陆军又在吴浙以西地区抢修了王滨机场,陆军第三飞行团随即进驻。

关于当时日本一共有多少战机,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国民政府制定的《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认为“敌之空军合计属于陆、海军者,殆不下飞机三千架余架”而且“民间飞机不与焉,故战时当可扩充”;

而据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与《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提供的部队编制情况及各中队(飞行队)的飞机数量,大致可推断当时日军飞机总数不足架;

日本学者菊池一隆在他的著作《中国抗日军事史》中则提出的是架。因此,据目前的数据大致可以肯定日军的作战飞机至少在架以上。

虽然日军并不可能将所有的飞机都投入中国战场,但仅以完善的飞机生产工业及源源不断地供给,就足以对中国产生数量上的绝对压制。

据有关数据,当时国内列编的飞机仅架,更为要命的是当时因国内航空工业体系极不健全,没有独立生产飞机的能力,飞机补充几乎全部要靠外部采购。

再以飞机所必须的燃油为例,直到年初,中国境内还没有一家炼油厂,因此即便开采出原油也无法生产出汽油,空军也就无法得到本国产的汽油供应。也就是说,一旦海岸线及陆地对外交通被全部切断,中国空军将无法得到燃油供应。

在日军持续不断的进攻下,到年10月时,中国战机仅剩81架。后虽由于苏联援助,实力有所恢复。但因战争消耗和其他原因,战机数量再次激降,至年底,已仅剩飞机65架。

随着战机的快速消耗,中国的优秀飞行员也在急速减少,据统计,当时牺牲的第一代飞行员多达一百多位,牺牲比例占到百分之六十,被誉为中国空军“四大金刚”的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乐以琴则全部牺牲于年2月的武汉空战之前。

▲图/中国空军

其实,战前国民政府的确曾为空军建设投入过大量资源,比如购买了一批质量不错的飞机、规划了许多能够为长期抗战起到作用的机场、建设了后来声名大振的中央航校、培养了众多优秀的飞行人才;

但除了这些成绩,也的确存在许多的问题,比如屡禁不止的贪污腐败现象,导致数量庞大的航空专款不知落入何人的腰包,蒋介石一千架飞机的豪言始终未能兑现。

但笔者始终认为这些不是根本原因,正如《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空军报告书》中曾讲到的,“我们要讲飞机救国,就得迎头赶上,要迎头赶上就非去研究大气力学和建筑风管不可。而且要制造飞机,必须有适当的原料,要谋飞机行动的安全,非有敏捷精确的天气报告不可,这又要靠地质学家,化学家,冶金学家,和气象学家的研究。”

航空工业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仅需要一时的重视,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仰仗于国家本身全面且长期的发展,需要政府不断的投入和长远的规划,绝不是一朝一夕或一时兴起所能完成的。

从感情上看,我们总喜欢对历史做假设:假如当时贪污腐败再少一点,购买和建设投入再多一些,战略战术制定再巧妙一些,甚至教官再严厉一些,飞行员飞行技术再高超一些,是否历史会改写?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从整体实力上看,当时中国空军威风的昙花一现几乎会成为必然。

当然,在实力对比如此明显的情况下,中国空军指战员凭借过人的毅力和牺牲精神惨淡经营,也曾用巨大的牺牲换来一些战绩。

比如徐州会战期间,空军曾出动飞机连续轰炸蚌埠、蒙城、临淮关等地日军机场,阻滞了敌军的增援,有效支援了台儿庄战役;

再如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共出动六百二十七次,击落敌机二百二十七架,摧毁地面敌机一百四十架,炸沉炸伤敌舰船一百七十五艘,取得“二一八”、“四二九”、“五三一”、“八三”空战的胜利。

甚至在转入战略防御阶段后,空军还曾主动出击,三炸敌空军前进据点运城机场,两次大举轰击日军最大的空军基地汉口,击毁敌机数百架等。

但总体来说,此时的中国空军处境已极为艰难。他们不仅很难支援前方战斗,连大后方重庆的安全也无法保护。

据统计,年5月3日到9月28日这五个月间,重庆遭受了日军32次空袭;仅年8月下旬,敌军曾起飞轰炸机共架次,投弹发。

抗日时期的三大惨案之一的“重庆隧道惨案”就发生在是年6月。而中国方面面对不停的空袭,基本已无力应战。

▲图/昆明空军军官学校第十二期第一批留美学院LuckField高级班毕业照,白十字为阵亡,红十字为病故

三、“飞虎队”与铁鸟重飞

“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队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直接由将军指挥的规模最小的空军部队。它的条件很差,文书工作不规范,军容风纪也不严整,但只要听到战斗的号令,它从未落下一次战斗。”——陈纳德《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

事情的转机是年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其实早在年,蒋介石就曾委托陈纳德组建在华美国志愿航空队。到了年,第一批美国空军志愿队已经以国民政府邀请的名义赴华参战。但直到年底,该队一直都在缅甸进行训练。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加大了对中国援助的力度,将先前派出的志愿队两个中队派到昆明担任防空任务,到第二年的五月底,这支志愿队已与中国空军合作,在缅甸、中国和越南上空作战一百多次,击落或击毁敌机二百六十多架。这就是之后在中家喻户晓的“飞虎队”。

之后,在中、美两国政府的支持下,两国空军的合作逐渐加深。年7月,美方宣布美国志愿航空队解散,所留人员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后扩编为第14航空队。年,还成立中美空军混合团,设团司令部统辖,在编制上属于中国空军。

此外,在装备上美国也给予了很大支持,比如以租借的方式通过“驼峰航线”运送了一大批在性能上超越日本的P-61型、P-38型、B-24型、B-25型等新型战斗机和轰炸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战斗机之王”的“野马机”P-51,该机型不仅具有强大的火力和稳定性,还具有超强的续航能力,这就意味着东至淞沪、北迄平津的广大区域都将置于中国空军战斗机的威力圈内。

▲图/飞虎队绘有大鲨鱼涂装的战斗机

同时,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初级班移至印度北部的旁遮普邦腊河,高级训练则转送美国进行,部队改装新机也由美国代训。

通过美国在飞机、器材和人员等各方面的支持,中国空军得到了快速发展,并且比陆军更早地在抗日战场上占据了优势。

在空中战场上,中国空军逐渐转变了迎战策略,由以往的被动应战转变为更多的主动出击。

比如在年的豫湘桂战役中,虽然国军在地面战场一再失败,但空军却先后出动过三百多次,毁伤日机约五十架,坦克、装甲车、汽车八百多辆,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日军的推进。

中国空军还不断地轰炸日军在豫湘桂战役后打通的大陆交通线,使得平汉、粤汉铁路直至战争结束始终未能全线通车,长江航运也基本陷于瘫痪,以至于日军调动大都只能依靠徒步行军。

连日本方面的《中国方面陆军航空作战史》都不得不承认:“就中国战区敌我双方的空中优势而言,年之前优势在我方(日本)。年从敌我较量的过程来看,败局已定,空中优势逐渐转向敌方(中国)”。

至此,抗战胜利的大趋势已无可更改,然而无数空军英魂却早已在最好的年纪坠落于黄浦江畔、殒身于重庆上空、长眠在中国的每寸土地上。

长歌当哭。

文章结尾,笔者打算放一首长诗:林徽因的《哭三弟恒》,纪念这些将青春和生命献给了祖国的年轻人,愿万千国人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的死是为了谁。

林徽因的三弟名叫林恒,年生,初就读于清华大学机械系,后转投中央航空学校,并于年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担任空军第五大队第十七中队少尉三级飞行员,于年战死于成都上空。年,林徽因在病床上写下此诗,悼念的是弟弟林恒,更是众多为国捐躯的飞行员,还有多灾多难的祖国。

《哭三弟恒》

——三十年空战阵亡

林徽因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碾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经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当时我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驼!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理想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参考文献:

1.姜长英:《中国航空史史话·史料·史稿》,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年;

2.端龙云:《南京国民政府空军建设研究(-)》,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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