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误国”的，从不是文科生或者互联网等“虚拟经济”，
而是过于浅薄急切的“求用”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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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个段子。
说19世纪末那会儿，中日两国同时开始向西方学习，都往欧洲派留学生，我大清的留学生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思路，到了欧洲以后一门心思只学翻译、舰船驾驶、造枪、造炮、造船等等“实学”、“硬科技”，但日本留学生去了欧洲，学这些的同时还会去学物理、化学、数学、文学、法律、历史等等“虚学”、“软文化”，看上去好像我们中国人更加“精明”、“务实”一些，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但德国的那个“铁血宰相”俾斯麦听说了这件事后，做了个预言——他说“日本渐强、中国渐弱”。
此话说出不久之后，甲午战争爆发，俾斯麦的预言应验了。
这个段子，似乎是王小波先生在他的一篇杂文中讲过的。而后他引用许倬云教授的话说，近代中国人对于科学，先是当做百无一用的奇技淫巧来蔑视，而后又当做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巫术来顶礼膜拜。这背后其实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思维陋习：我们总在执着的去“求用”，对于一切被认定为“有用”的东西无比推崇，而被认定为“没用”的东西弃之如敝履。
15世纪以后的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就是陷入了这个窠臼，我们最开始认定“文科”的儒学有“经世济用”之能，于是八股取士，让所有知识分子都扑上去的拼命研究，视自然科学为“杂学”，大加鄙夷。这个观点在当时看来也许是很“务实”的——争清楚到底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能帮着帝王们“明尊卑”、管好这个庞大的帝国吗？能帮农民伯伯从地里多打两斤麦子吗？好像不行。所以这玩意儿没用，没用我们就不研究。所以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眼中，研究“文科”才是“实用”的，研究理科则是吃饱了撑的。
可是命运跟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近代以后，物理、化学这些最初看起来纯属西方贵族自娱自乐的“无用之学”突然迎来大爆发，产生了一系列耀眼的成果。
这个时候我们又忙不迭的讶羡“西学之用”的变怪神奇，却发现自己跳着脚也撵不上——因为我们压根就不肯学那些有用之前没用的东西。于是在近代，我们又代偿性的将所有理工科推崇为“救国”的“实学”，将文科斥为“误国”的“虚学”。
但文明之间的下一场博弈总是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方向上展开的，而那些明天能结出累累“有用之果”的学问、产业，在今天可能还是看似很虚的“无用之树”，过早将其砍伐的结果，很可能是你在下一场竞争当中，被别人远远甩开。
所以，真正误国的，从来不是文科、或者理科，而是我们民族那种过于执着、刻骨的“求用”之心，它总让我们在时代变革当中，屡屡被人甩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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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段感慨，是因为我最近跟一位从事互联网的朋友聊了聊。惊奇的得知，如今不仅文科生在受到鄙视，即便在理工科内部，也掀起了一场谁是“硬科技”，该优先发展，谁是“软科技”，可以缓一缓，放一放的“软硬之争”。以及与之类似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究竟该谁为谁让路的“虚实之争”。
“小西，你知道吗？在那些“工业党”的眼里，我们这些搞互联网、搞“虚拟经济”的，跟你们这些文科生一样，都是误国罪魁。”我那位朋友这样感叹道。
对此，我只能苦笑，从开眼看世界到今天，都一百多年了，怎么中国人非但没变，还变本加厉了——连百年前被统称为“实学”“实业”的学问和产业里，居然也要分出个“软硬”、“虚实”、谁“兴国”谁“误国”来了。
其实不用细想你也能明白，在各个产业之间强行划出一个“虚实”来，硬说造芯片、建基站就是“实体产业”，说搞互联网、建设平台就是“虚拟产业”是一件很强迫症的事情。这种思维的错误在于它忽视了各个产业之间是紧密联系的，被认为是“虚拟”的那些产业，恰恰正在给“实体产业”提供其赖以应用的场景。
最简单的例子，比如5G的发展，前两年，经常有声音担心大规模、大投入的建设5G基站可能是一种“过度基建”——手机上网，无论是看视频还是刷直播，4G已经够用了，还建5G干嘛呢？
但最近你会发现这种声音现在明显少了。原因何在？就在于“元宇宙”“万物互联”“拟真网络”等概念提出后，美国的META等公司，已经把5G应用场景的“帽子”扔过墙去了。
用户已经看到了这些企业为他们勾勒的未来生活，资本也看到了5G网络的盈利前景，于是才会有对5G基建的收益预期，紧接着大规模资本的涌入，5G基站纷纷拔地而起。当下5G建设最好的国家，恰恰是“虚拟经济”的互联网公司对5G应用场景研发走的最远的国家。这不是一个偶然。
同样的道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