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军军令部长座舰“西京丸”九月十七日黄海北部大鹿岛海域海战报告：“...2时55分，发现我舰艏外有敌鱼雷艇一艘。我前行，彼从我舰艏方向直冲而来。3时5分，其艇艏发射管发射了鱼雷，鱼雷从我左舷外通过。3时6分，该舰在我左舷舰艏外大约40米的距离上，用旋转发射管发射了鱼雷，从我舰底通过，故没有奏效，实为侥幸...”
“西京丸”舰长鹿野勇之进提到的这艘鱼雷艇正是北洋海军“福龙”号，冒着被日舰毫米口径速射炮击中的危险向桦山资纪的座舰发起冲锋需要极大的勇气。可是在近距离上“福龙”号三击不中，是运气还是不佳?还是鱼雷艇队官兵素养太低造成的？
一，北洋舰队和鱼雷艇队权责分散，平时和战时各定一套系统，造成了政令不畅、组织管理散漫。
北洋鱼雷艇营不应该不简单、模糊地认为是北洋海军下属的鱼雷艇部队，北洋海军有《北洋海军章程》，北洋鱼雷艇营有单独的《北洋鱼雷艇营章程》。从名称上可以看出是“北洋鱼雷艇营”，而不是“北洋海军鱼雷艇营”，鱼雷艇营水兵等级名称也有异于北洋海军。
“贵营雷艇可否能连樯过湾，借资会操之处，伏望酌裁。---丁汝昌《致刘芗林》”（刘芗林即刘含芳，时任旅顺基地负责人兼鱼雷营总办，后由官僚作风严重的龚照屿接任。）
同为北洋海军提供保障的后路各局一样，北洋海军提督并不能直接管辖“北洋鱼雷艇营”。北洋鱼雷艇部队由旅顺基地的负责人兼任“鱼雷艇营总办”，这是和北洋海军提督平行的机关。
《鱼雷局章程》记载：“鱼雷坐营、雷桥、八厂十二库、管轮学堂、艇台都为二十四处，各从其事，不相统属。
鱼雷艇营下属两大机关，鱼雷局和鱼雷艇队。鱼雷局又细分为：鱼雷坐营、鱼雷机器大厂、鱼雷库、锅炉厂、八厂、十二库等，共24个部门。
尽管《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战时鱼雷艇队必须归北洋海军提督统一调度指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丁汝昌根本随时调动鱼雷艇队，那么在训练及与北洋舰队协同行动的能力上鱼雷艇队无疑会大打折扣。
二，鱼雷艇队训练严重不足。
鱼雷艇队具有敢死队性质，按说队员具有拼死的勇气之外还应该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毕竟鱼雷艇在那年头也是个时髦的新锐武器。
“目不识丁之兵，虽有章程条目图说，如望无字之碑。故按其所事编写歌句，不识字者亦能口授手指目击而心会焉。”
不过，从《雷兵训练歌》册首的主旨上可以看出，鱼雷艇营的队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文盲或者半文盲者应该不在少数。同样，《鱼雷新兵三十二问答》、《鱼雷练兵问答十六条》、《三等鱼雷兵问答十六条》，都是采用了这种一问一答，通俗易懂的教授方式。
相对于水兵的文化素养而言，军官对专业的认知也高不到哪去。丁汝昌在给刘含芳的信中提到，鱼雷艇队中许多大副对鱼雷“不甚谙练”，必须再派往康济练船训练。
北洋各鱼雷艇管带、大副大多没有受过正规专业鱼雷艇操作训练。特别是鱼雷艇洋教官世泰、罗哲士、威廉纷纷任满回国，仅仅剩下福来舍一人往来于威海、旅顺负责督操，鱼雷艇队的训练质量可想而知。
最可怕的不是官兵的专业水平问题，而是鱼雷艇队缺乏训练。海战中鱼雷艇队没有立刻实施“狼群战术”，放弃了编队协同，只有“福龙”一艇单挑敌舰，使得成功率和自身的生存率大大降低，这个说明这一点。
鱼雷艇队缺乏训练的最直接原因是海军经费不足。
年--年，按章程每年拨付给北洋舰队的经费是万两，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北洋方面实际收到万两，平均下来每年万两白银（不含购置军舰的费用），也就是说北洋方面每年收到的仅仅是比预算的一半多一点的经费。
就这部分经费也不是全给北洋舰队的，还有大沽、旅顺火炮维修费用的支出，天津机器局为北洋舰队制造军火的费用，天津武备学堂等的经费，这其中当然包括在旅顺的北洋鱼雷艇营的经费。
经费紧张的鱼雷艇长期处于封存状态，鱼雷艇队只在战前训练了一个月，也只能指望实战时超常发挥了。
三，鱼雷在当时并非成熟的近战武器。
客观上来看，19世纪末的鱼雷这种兵器时髦归时髦，却不成熟。当时最强大的英国海军在静水的状态下，用鱼雷攻击米之外的固定靶标，命中率只有25%。
虽然刷次考甫工厂号称他们的黑头鱼雷射程可以达到米，但实际上只有在米以内才会有较为靠谱的命中率。
“福龙”号鱼雷艇在冲锋中，攻击运动状态的“西京丸”三发不中，也不得不说缺少一定运气成分。
结语：“福龙”号鱼雷艇冒着被“西京丸”毫米口径速射炮、机关炮击中的危险发起冲锋实施近战，需要极大的勇气以及拼死的决心。
但由于经费问题导致的训练少、训练水平低，以及一点运气不佳的原因，对“西京丸”三击不中。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没有命丧黄海，可谓“侥天之幸”。
参考资料：碧血千秋，陈悦
北洋海军舰船志陈悦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北洋鱼雷营图书阅读笔记吉辰
鱼雷艇在甲午海战中的战略效应王家俭